一般情况下，在控制西域这种边缘地区的时候，中央之国倾向于派驻军、政合一的机构。汉、唐之“都护府”，清朝之“将军府”，包括红色中国的生产建设兵团都是属于这种性质。质的变化出现在19世纪末。当西域差一点因为阿古柏入侵而脱离中央之国的版图后。行将作古的清帝国决定在这片汉唐故地建省，将之提升到与中央之国核心区同等的行政地区。不能说这一变化就能让中央之国在西域的存在去军事化（否则后来也不需要生产建设兵团了），但从行政角度上来说，这的确是一个进步。也算是正式开启了，西域融入中央之国核心区的进程。 随着西域进入“郡县制”的中央集权行政体系，一批新的县级行政区划也随之诞生了。而为了彰显中央之国在西域统治的合法性（自古以来。。。），那些曾经在汉帝国开拓西域的过程中，出现过的古地名，也随之在新的行政版图上拥有了一席之地。焉耆、尉犁这之名，就是翻牌成功的典型。不过，并不是每一个二千多年前的“国”，都有机会原地满血复活的。位于尉犁西侧的“乌垒”国，就还是只能呆在故纸堆中。乌垒没能复活成功的原因，并非因为其所依附的绿洲，因地理环境变化而消失（比如楼兰）。相反，在乌垒故址现在仍有建制了一个县级行政机构。而乌垒没能在一百多年前，抓住这次机遇的唯一原因，是因为有一个地缘标签——轮台，比它更有资格获得中央之国的青睐。 轮台之所以会比乌垒之名更有机会出现在新的行政地图上，是因为它比乌垒之名，要更早一步进入汉帝国的视线。这两个国名之间的关系，类似于楼兰与鄯善。相当于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两个名称。只不过和楼兰变身鄯善有所不同的是，轮台、乌垒两国所指向的地缘板块，并没有变化。相同的是，它们的变身，都与汉帝国在西域的渗透有着直接的关系。 在张骞凿空西域时，他在今日轮台县位置上所遇到的绿洲国家，还是“轮台国”。然而在他去世十二年后（公元前102年），这个西域小国却因为汉军的到来，而遭受了灭顶之灾。直接导致轮台灭国的历史人物，是贰师将军李广利。这个比飞将军李广的名字多一个字的汉将，运气也比李广要好的多。当然这个运气，更多来自于他那身为皇妃的妹妹。只不过这层皇亲国戚的身份，最终也为他和他的家族带来了灭门之祸。 在李广利为汉帝国所执行的战术任务中，发生在公元前104年——101年之间 “汗血马之战”（汉征大宛之战），是最为知名的战役。这场目标指向汗血马的战争，也直接导致了轮台国从西域的版图上消失。历史上对于这场耗费巨大人力、物力的战争，评介其实并不太好。以十万汉军为代价，去换取数千匹汗血宝马。怎么算起来，都是一笔亏损的买卖。不过，当我们把视角拉高，从战略意义上来评价这场战争的话。就会发现这场战争，其实是汉帝国控制西域过程中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。 在汉武帝决心在西域动用武力之前，西域一直是外交家建功立业的场所。汉帝国在塔里木盆地两端开辟丝绸之路的做法，相当于给一只习惯吃草的兔子，额外带去了美味的胡萝卜。仅仅出于商业利益，塔里木盆地诸国，包括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，对于汉朝使者的到来，整体都是呈欢迎态度的（包括张骞也是由大宛引路，找到大月氏的）。问题是，仅仅依靠利益来维持的关系，并不能长久。没有大棒配合胡萝卜，并不能让对方完全屈从于自己的意志。 最先被拿来开刀的，是西出河西第一国的楼兰。鉴于匈奴已经先期渗透到此，并展示过强大的武力。楼兰在汉帝国到来之后，政治上还是更倾向于匈奴（或者说更害怕匈奴）。在匈奴的支持之下，楼兰甚至扣留过汉朝出使西域的使者，以期干扰丝绸之路的建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汉帝国曾经在公元前210年，集结过数万兵力，准备灭楼兰以立威。然后精心准备的计划却被一次意外所打破了。这个意外就是汉将赵破奴仅凭七百奇兵为先锋，就突袭楼兰得手，并俘获了楼兰王。 从战术角度来说，汉帝国的这次胜利当然是很值得大书特书的。最终楼兰在深切感受到汉军兵威的情况下，在政治上选择了左右逢源的骑墙态度。其表现就是，楼兰王分别将两个儿子送至匈奴、汉朝为质。不过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，骑墙派是很难真正做到左右逢源的。所以后来的楼兰索性选择了南迁。不再让自己处于左右为难的火山口上。 以一场奇袭而避免了本该发生的大规模战争，对于汉帝国和楼兰来说，应该都不是坏事。然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。汉帝国其实也失去了一次，正面展示强大军事实力的机会（更多的会被认为，是战术得当所取得的战果）。换句话说，对于楼兰的征服，还没有让西域诸国建立起，汉朝能够压倒匈奴的信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西域诸国至多能够采取的，就是象楼兰那样的中立态度了。 虽然楼兰阴差阳错的躲过了一场大战，但相比之下，以远征大宛来竖立汉朝军威，却也有着难以替代的战略价值。一方面，对于古典时期的战争来说，“马”对战力所起的作用，几乎相当于现代军队机械动力的全部。而这恰恰也是农业国家的短板所在。如果没有数量和质量上占优的战马，中央之国在面对游牧民族入侵时，就永远处于战略防御状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想办法获取整个亚洲地区最为优秀马匹的基因库，对于汉帝国来的意义来说，相当于军事科技的一次飞跃（看看文物中那些明马形象，与汉马形象的巨大差距，就可以直观感受到这点了）。 另一方面，大宛之所以敢于拒绝汉朝重金求购汗血马的提议。是因为它自认为不需要在匈奴与汉朝之间做出选择（或者说可以拒绝任何一方的请求）。三十万的人口加上相隔万里的距离，足以让大宛认为自己可以独立决定自己的外交政策。然而对于汉帝国来说，如果把这种“不可能”变成了可能，那对西域诸国所能起到的威慑作用将是空前的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远在万里之外，有葱岭之隔的“超级大国”大宛，都能被汉军所征服，那么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线的国家当中，又有谁敢不唯汉帝国马首是瞻呢？
基于上述理由，大宛成为了汉武帝势在必得的目标。然而对于习惯步步为营，需要漫长补给线支撑的汉军来说，征服大宛必须得到沿线绿洲国家的支持。要知道，在这片荒漠之地。那些占据绿洲的西域小国仅仅保持两不相帮的所谓“中立”态度，都会是致命的。这种情况，在李广利一征大宛的过程中，就真实的发生了。沿途无法得到补给的汉军，最终还未攻击到大宛的核心地区，就兵败而归了。当然，除了沿途国家的中立态度以外，汉军的轻敌也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。受到七百骑兵破楼兰战绩的影响，帝国为李广利所配置的骑兵，居然也依照大宛、楼兰的人口比例（大宛约三十万人以上，楼兰约四万），而只是增加到了六千。用这点兵力去远征一个万里之外的国家，即使沿途补给充足，能够全数到达战场。估计也没有机会攻破大宛的。
一次立威的军事行动，以这样的结果收场，很显然是不能让汉武帝满意的。可以相见的是，如果汉帝国就此放过大宛的话，外交家们苦心为汉帝国开拓的丝绸之路，转瞬间就会崩溃。正因为如此，汉武帝甚至没有让李广利回到河西走廊。而是立即征调了十倍的骑兵（六万）再一次发起二攻大宛的军事行动。为了保证行动的成功，帝国甚至在河西走廊部署了三倍于攻击部队的步兵（十八万），做战略预备队。 也就是说，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汉武帝都要让大宛和西域诸国，真正感受到汉军大棒的威力。
远征军数量呈几何数级的增加，只是汉军最后能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保证。对于一场大规模战争来说，后勤补给是否得力，才是能否笑到最后的关键。前面我们也说了，如此漫长而又环境恶劣的征途，只有沿途绿洲国家大力支持的情况下，汉军才有可能保有畅通的补给线。问题是，此时身处塔里木盆地边缘的那些绿洲小国，大家仍然对这场战争的结果，持观望态度，并不愿意主动加入汉军阵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必须找个国家杀鸡骇猴了。
最终这个悲剧性的任务，落在了位置靠东，人口数量又不多的轮台国身上。再一次对汉军关上大门的后果就是，汉军罕见的在西域进行了一场屠城灭国的军事行动。其实，与其说这是针对轮台国一次军事行动，倒不如说是一场意在全西域的外交心理战。其目的在于以非常手段，让周边国家迅速感受到威胁，并由此主动倒向汉军阵营。纵观，对这一战术运用最为纯熟和成功的，要数成吉思汗了。而李广利在二攻大宛之始的这次“敲山震虎”之举，也取得了预想中的效果。沿途国家再也不敢紧闭城门，保持他们那谁都不得罪的“中立”态度了。
一份好的计划，通常能够获得几份利益。就象远征大宛，在立威的同时也能为汉帝国改良马种一样。李广利屠灭轮台的举动，也直接导致了一片成熟绿洲的空出。基于它即可东控铁门关，又可西顾丝绸之路北线的位置。汉帝国最终在建制“西域都护府”时，选址在了轮台故地。不过，对于汉帝国来说，治理西域的重点始终是在外交手段的运用上的。纵横西域国家，让他们的人力、资源为汉帝国所用才是西域长治久安的保障。尽管军事这根大棒也必须在关键时刻祭出，但汉帝国更多的是采取“犯强汉者，虽远必诛”的远征军的形式，就象这次远征大宛一样。这与唐帝国大量部署军队在西域的做法不尽相同。以至于汉朝经营西域的成果，更多是通过外交家显示出来的（张骞、班超等）；而唐朝在西域扬名立腕的，多是军事家了（比如高仙芝）。
由于汉帝国在经营西域时，更注重的是以“统战”的形式，通过上层外交形式，争取西域之地为帝国所用。攻灭那些西域小国，将其所处绿洲变身为汉朝移民的安置点，并不符合汉帝国治理西域的战略取向。所以在轮台被攻灭后三十年，汉朝又允许当日屠城之后所剩余的轮台之民，重新在西域都护府的周边，建立了“乌垒国”。只是这时的乌垒，人口已经缩减至了一千多人。完全不会对汉帝国造成新的军事威胁了。
我们目前已经很难知晓，当日的轮台国究竟有多少人口了。但通过绿洲大小，确定人口数量级还是有可能的。从这个角度看，轮台国境内无一条大河的现状，让它没有可能拥有过万的人口。至于到底是哪些河流，在支撑古今两个“轮台”的存在，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。